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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些年,有种另类的“做好事”:一些社区干部为辖区居民办好事情后,会暗示居民往单位送锦旗、写感谢信,或指引其给媒体爆料“扩大影响”,甚至出现媒体收到居民爆料措辞雷同的情况。当前社会中这种主动另类的“做好事”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因为这种“索要表扬”的行为，放在社区干部身上，很容易就成了“荣誉索贿”。

　　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电影《求求你表扬我》中的场景，剧中杨红旗来到报社要求在报纸上表扬自己，理由是他救下了一个险遭坏人强暴的女大学生。

　　标准表述[综合分析]

　　不可否认,民众对干部的工作若是满意,会真心实意地写感谢信和送锦旗。而通过暗示送锦旗、写感谢信等方式进行“荣誉索贿”,则是贪慕虚荣的表现,是把为民服务的职责当成了“人情往来”,让人看到了形式主义的影子,是值得警惕的“四风”变种。

　　“荣誉索贿”反映出在某些基层党员干部身上依然存在狭隘甚至低层次的政绩观。基层工作细碎烦琐,每天处理的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既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可建,也没有什么宽阔马路可修。到年终总结时,拿什么来讲述一年来的辛苦忙碌呢?在一些基层干部看来,如果能从民众那里索来感谢信和锦旗,就是一种值得说道的“政绩”,是年终总结时“闪光点”。但这种暗示来的虚假“政绩”,极易让民众心生厌烦,影响干部整体形象。

　　“荣誉索贿”扭曲了党员干部本应追求的宗旨意识,是亟须打扫的思想灰尘,其危害不容小觑。“荣誉索贿”也不禁令人想到一些贪官收受古玩玉器、名人字画的“雅贿”行为。“以喜其为名者,必以骄奢为行。”追求虚名的人,必定会有骄奢的举动。虽说锦旗和感谢信没有古玩字画那么金贵,也难以转换为财物,但仍埋藏着侵蚀干部作风的风险点,与“雅贿”别无二致,也是一种腐败。

　　“义之所在,不倾于权,不顾其利。”对广大党员干部,尤其是处在一线的基层干部来说,为民办事,为民解忧,担起该担的责任,既是职责所系和分内之事,也是“义”之所在,本不应考虑能否为自己带来多少利益,也不应追求虚名回报。

　　[参考对策]

　　在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大背景下,在考核和评价基层干部时,除了要严防吃拿卡要式的“索利”外,也要把治理“图名”提上日程。要对感谢信和锦旗的“含金量”多一个心眼,多通过明察暗访等形式向民众求证。更关键的是,基层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,经常自省修身,决不能因贪图脸面上的“贴金”,而忘掉为民服务之责。

　　金杯银杯,不如百姓的口碑。为了缅怀谷文昌,“先祭谷公,再祭祖宗”,成为东山县百姓多年的习俗。可见,党员干部若踏踏实实履行职责、为民服务,不会没有回报,但这种回报是来自百姓和组织的真心认可。而靠“荣誉索贿”得来的认可,终究是纸糊的房子,经不起风雨吹打。广大党员干部当有这种意识和自觉。

　　“求表扬”需要建立在居民自主、自愿的前提下，强人所难的“荣誉索贿”，显然背离了这一原则。说轻一点是自欺欺人，说重一点是急功近利、渴望“走捷径”。只有让“欲望号街车”及时刹车，才能从根源上消除“荣誉索贿”。

　　备注：以上材料来源于网络

　　原标题：“荣誉索贿”是形式主义变种来源：新华每日电讯作者：李洪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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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日，一则谴责游园不文明行为的帖子引发广泛 　　每逢节假日，一些游客的任性不文明行为成为网友 　　据悉，事后涂鸦者主动致电黄山店村委会主动承认错误，并且表示会将这些字迹清理干净。涂鸦只是逞一时之乐，留下的不可能是“名垂青史”，只会留骂名，对美的东西为啥一定要留下自私的印记?

　　中公教育专家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去“修正”不文明行为：

　　首先，从自身做起。每个游客的言谈举止，决定着自己在别人眼里是怎样一道风景。这些在景区暴露的一桩桩、一件件“丢人事件”，折射出的是长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缺乏“公共”文明意识、不顾及他人、缺乏诚信等陋习。旅游不止是休闲，也是一种交流、学习，是“照镜子”，这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更加文明出游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不随地吐痰，涂鸦，破坏生态环境，违反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定等等。.。

　　其次，信用相应机制的建立。针对不文明出游行为，在景点乱画乱刻等等，健全机制，需要景区先提出反馈意见，经旅游委核实后，可在旅游不文明行为信用记录上公示。景区自身加强管理的同时，增派巡逻人员，监视这极个别的“老鼠屎”。此外，还应设置警示教育牌，“告诉游客这里是保护景区，不能随便乱涂乱画等。

　　侥幸的心理“老鼠屎”们，很多时候，并不是法律没有约束力，街上吐口痰都有法律管着，破坏文物、自然景观、公共财物，在这么重要的地方乱涂乱画怎么可能没有法律约束。抱着即使图了画了也监控不到也找不到的侥幸心理。所以文明出游是一种责任，一种义务!放松身心的同时，也请记得带上文明的行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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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年1月16日，广东深圳南山区，深圳蛇口湾厦山公园出入口，出现大面积人为破坏的共享单车。几种品牌的数百辆共享单车堆积成两座“小山”，或因外力破坏等原因，不少单车的车把、车篮等零件散落在周围地上，一片狼藉。

　　共享单车是指企业与政府合作，在校园、地铁站点、公交站点、居民区、商业区、公共服务区等提供自行车单车共享服务，是共享经济的一种新形态。

　　共享单车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，由于其符合低碳出行理念，政府对这一新鲜事物也处于善意的观察期。

　　共享单车使用起来非常方便，只要下载相应APP或者 　　正是因为共享单车使用起来非常便捷，且共享单车的停放点非常自由，完全弥补了常规的市民自行车的不足，因此，年迅速发展为新的“网红”，也是“互联网+”的又一重大成就。当然，也带来诸多问题。

　　第一：共享单车乱停放成为城市管理的新困境。与“有桩”的公共自行车相比，这种随时取用和停车的“无桩”理念给市民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，也导致“小红车”和“小黄车”的“乱占道”现象更加普遍，城市空间的管理因而变得更加困难。

　　第二：与网约车不同，自行车的运营受季节变化、天气状况等影响也比较大。至于遇上台风暴雨，则无论地处何方，共享单车出行的订单量，都会直线下降甚至归零，而平台还得面对更加高昂的车损折旧成本。

　　第三：共享单车的用户体验并不愉悦。一方面多位用户反映遭遇藏车、找车难。无桩停车虽然方便，但不利于用户找车。“找车全靠运气”、“看手机导航，附近有摩拜单车，但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找车加上用 　　因此，处于探索期的共享单车急需政府与企业的共同管理与监管。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快立法进程，就该问题早日出台规范条例，就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督促单车公司整改，增设信用平台机制，对屡屡违规的单车使用者进行限行约束。在未来市政规划过程中，逐步建设“慢性道路系统”，争取构造合理和谐的城市交通路况。另一方面，企业要合理分配单车资源，企业对于各区域的单车的流动性应有效控制，对于不断远离城市集中点的共享单车应迅速回收，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率，同时对使用者进行有效监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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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年11月，江苏“常熟童工”的视频引发强烈 　　标准表述

　　[观点剖析]

　　前者批评后者是盲目妥协，后者指责前者是情怀泛滥，观点虽然不同，但爱憎都是分明的，出发点都是良善的。

　　近30年来，中国出台了很多保护少年儿童权益的法律，“童工非法”已深入人心。但另一方面，“到发达地区去谋一碗饭”，在很多贫寒子弟眼里，就是为了摆脱贫穷的努力，少上点学早打点工，被认为是“懂事”“顾家”的选择。在对廉价童工的地下需求面前，众多留守儿童、失学儿童不自主地成了“供给”。

　　[原因分析]

　　黑作坊雇佣童工，原因复杂：一方面，类似于常熟这样的童工输入地，分布着大量无证照的低端制造业黑作坊，它们的用工情况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。另一方面，贫困地区的部分未成年人因各种原因辍学后，希望外出务工，赚钱养家糊口。当地相关部门也没有对未成年人的流向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，导致未成年人通过熟人帮带甚至非法职介流入用工地。

　　现实需求的错配，催生出雇佣童工现象。童工输入地和输出地若不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，就难以根本遏制非法童工现象。

　　童工现象背弃法治精神，有悖于文明常识，堪称当今社会之耻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不能容忍童工存在。

　　参考对策

　　中公教育总结，遏制童工现象，要在明确和落实输入、输出地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，完善儿童权益保障机制的基础上，严厉打击借助童工牟利的各个环节的不法行为。首先要严厉打击各类黑职介，斩断雇佣童工的输送链条。其次，要在童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加强儿童权益保护工作：一方面，对童工输出地，在加快推进精准脱贫政策的落实的同时，要针对未成年人、特别是留守儿童这类易受危害的群体，建立监测、监护、干预等多种保护机制，输入地应加强对企业用工情况的检查力度;另一方面，两地要联合研究创设相关机制，为这部分未成年提供义务教育之外的技能教育机会，让他们能掌握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，开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新渠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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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平同志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，当听到李希代表介绍辽宁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工作时，近平同志问：辽宁现在还有多少贫困人口?李希答：还有50万。近平同志指出，脱贫攻坚一定要扎扎实实，我们的时间表就是到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还有几年时间，不要脱离实际随意提前，这样的提前就容易掺水。

　　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记者会上表示，有两种情况，都是不正确的，需要纠正。一种是层层加码。省里说是年，市里说年，县里说年，诸如此类的。凡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、层层加码的，必然后面会出现“数字脱贫”，对于这种现象是要纠正的，必须是真正的脱贫，实事求是。

　　标准表述

　　[综合分析]

　　近年来，中央不断加大扶贫力度，最终目的是为了脱贫，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足生活。假脱贫、数字脱贫容易受到 　　“戴着帽子不愿意摘”，看似危害小，实则不然。久而久之，就会造成经济学里“逆向选择”：即使在外界帮助下有可能脱贫或达到脱贫标准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也会千方百计“返贫”，以致各方的扶贫投入如同掉入了无底洞，特别是涉及扶贫资金分配，倘若没有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，就不能帮助真正需要的地方解决问题。

　　概括起来，“假脱贫”和“不愿意脱贫”，其实是扶贫过程中地方干部责任意识的“一体两面”，如果说前者可能是因为做了没做好或者做了没做成的话，那么后者则干脆是“等着天上掉馅儿饼”，不想做、不愿意做。无论哪种情形，归根到底就是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投机取巧，没有秉持谋发展、做实事的态度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“造血”功能。

　　而争相“哭穷”只为了戴上贫困县的帽子、贫困县建起了豪华办公楼……凡此种种，暴露了以往那种“大水漫灌”式的扶贫漏洞。过去，认定贫困县主要靠三个指标，即人均GDP、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，但统计学告诉我们，凡是过分强调“平均”，就有可能遮蔽真正的问题。此外，如果扶贫资金使用范围过于笼统，就有可能在资金安排的优先顺序上出现偏差，钱一定不能全都花在刀刃上，既可以“懒政”又能“名正言顺”向上面要钱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　　参考对策

　　中公教育专家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：

　　第一，建立“贫困退出机制”。对那些脱了贫又装贫的地方，这种制度设计是必要的。毕竟各方的扶贫资金是有限的，既然脱贫，就没理由再向上级伸手。不能忽视的是那些享受惯了政策福利，把贫困变成了资本，刻意降低发展速度，让退出机制失灵的现象。这就需要把精准扶贫进一步落到实处，比如在进行政策扶植的时候配套约束机制，确保扶贫资金的使用更加精准，挤压出地方政府可能借机留占的“油水”，同时对贫困县新建楼堂馆所、财政资金扶贫投入、县城建设等方面作限制性规定和具体要求，杜绝戴贫困帽子、过富裕日子的现象。

　　第二，要将扶贫纳入到一个地方的整体发展规划，以此来突出地方领导干部谋发展的责任。进一步言之，在科学、全面评估的基础上，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脱贫及责任方案：一个地区、一个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，可供利用的资源禀赋是什么，能够带动发展的项目和机遇有哪些，具体落实上由谁来抓、怎么抓，到期的考核标准是什么，又会有哪些相应的奖励和问责，以此激发起干部真正做事的动力。

　　备注：以上材料来源于网络

　　原标题：“戴着帽子不愿意摘”更需精准扶贫来源：南方日报作者：子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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